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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安倍是第一位親自到杜特蒂家鄉訪問，還親自拜訪杜特蒂位於於達沃市的家邸的日本首相。

《華爾街日報》：政府不敢對都會中產下手，烏軍拉老弱填前線 澤倫斯基：烏克蘭軍方提議再徵召50萬人入伍，坦言在東部哈爾科夫州落居下風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烏克蘭空軍負責人稍早表示，其戰機摧毀了這艘船。

烏克蘭空軍司令米科拉・奧列什丘克中將（Mykola Oleshchuk）則分享了據稱顯示港口發生巨大爆炸的影片。據稱，在該地區被封鎖後，該港口的運輸業務正常運轉，而襲擊引起的火災也得到了控制。」 休梅約克補充稱，由於連接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的克赫橋受損，因此俄羅斯運輸「重要貨物」一直面臨著困難。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他指的是在戰爭中被擊沉的其他俄羅斯船隻。

「佔領者在烏克蘭將不會找到一個可以平靜待下去的地方，」他說。目前，該艘船暫時無法行動，但無論多長時間，都無疑會妨礙俄羅斯在進一步北部佔領區域的軍隊補給的能力。然而，除了中國共產黨縱容國民在國外煽動種族的民族主義之外，令人意外也不意外地，台灣也有政黨與群體煽動這樣的民族主義。

以世界一員為己任、積極加入世界的台灣，想要透過參與世界對全體人類付諸貢獻的島嶼，絕對不能、也不該再被禁錮在名為「中華」的牢籠之中，我們必須掙脫中國施加於我們的枷鎖，向世界進發。「中國離散」是文明的絆腳石 其實這個現象早有許多人提及，筆者在此無意掠美，僅在此做簡單回顧：例如史書美教授的《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裡就提及，某些中國的外國移民者，到了國外依然不願落地生根，不願擺脫「離散」（diaspora）狀態，而在當地形成了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除了對中國的外國移民者融入當地生活形成阻礙之外，更對當地的公共生活造成了若干危害。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 多年以後，當人們回頭一望，將驚訝地發現，沈積在人類網路影音資料中，那些大部分看來令人羞赧不已的作品，竟然都是出自於中國人之手。在過往，筆者也提到，作為後進帝國的統合原理，種族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是相當常見的官方意識形態，曾經的納粹德國與當下的俄羅斯，正是藉由該當意識形態大行領土擴張與種族滅絕。

眼下台灣，儘管作為多元文化並存的民主自由社會，已經是人盡皆知的嘗試，然而卻有不少群體與政治勢力，仍然懷抱與中國共產黨遙相呼應的意識形態，這不僅無益於促進台灣社會走向更好的境地，在凶險的地緣政治環境當中，更可能將台灣推向中國誤判而走向戰爭的風險。共產黨就是意在衝突中牟利 而之所以中國政府會如此縱容，肇因於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政治邏輯：政治議題必須在不斷的鬥爭與衝突當中（而非審議與討論）才能付諸實踐，並且在塑造敵人的過程裡，還可以將內部矛盾轉移到外部，逼迫對內團結一致。

執行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官員，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時，曾經留下著名的「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而集體的死亡不過是統計數字」的話語。筆者要呼籲的是，縱然沒有人該為自己的認同道歉，但是是在承認他者、懷抱世界的寬容之下，而非成為打壓異己、證成己身優越的託辭。而這樣的傲慢折射出納粹的種族的民族主義思想主旨：沒有他者、無法想像與他者共存的世界，「除我之外再無世界」。又或者是基於對於雅利安種族的《二十世紀神話》般的熱誠，在在都顯示出他將猶太人當成多餘之物（Überfluss）的傲慢。

文：陳信仲（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背後支撐狡猾的艾希曼的信念的，無論是只顧家人與自身，罔顧普世與公共價值的市儈（Spießer）精神這類代罪羔羊是從外來人中挑出來的，人們可以把自己的失敗投射到他們身上。那些把責任歸咎於代罪羔羊的人，常常自以為自己是正義化身。

雖然犧牲者可能完全是無辜的，但有時宗教殉道者們也會主動參與這樣的代罪羔羊機制中。那些因宗教或政治信仰而入獄或遭到禁言的人就是代罪羔羊，他們之所以受到懲罰，就是為了消除異議或「淨化」社會。

像這樣選出來的犧牲者可能完全是無辜的，卻仍要毫無理由地遭受痛苦。根據杰拉德（1997）的觀點，我們透過尋找和犧牲代罪羔羊的方式來轉移我們身上與生俱來的人類攻擊性，並希望透過代罪羔羊的死來避免被報復，同時增加社會凝聚力。

政客們為了轉移自身失敗的責任，常常把某些特定社會群體或其他國家當作代罪羔羊——找代罪羔羊既是一種社會過程，也是一種內在的心理過程。如果我們想要撇開責任，或者希望能夠控制或理解混亂，那這種偏執的姿態非常重要。總的來說，找一個代罪羔羊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這樣人們就不會關注群體問題真正的源頭。在希伯來聖經的別處記載著，一個「受苦的僕人」（《以賽亞書》52-53）為他人的罪孽而受苦。之後，代罪羔羊的責任就成了對抗整個家庭所否認或忽視的事情。在古希臘，人們通常會在農作物欠收等自然災害發生時，選擇一個代罪羔羊或代罪者（pharmakos），這些人可能會被石頭砸死，也可能被趕出社群，以此來回應自然災害。

讓山羊代替社群犧牲，變成了好像是上帝需要這種形式的和解。這一主題在許多文化中都存在。

伊底帕斯就是這個機制的經典例子，因為他殺死了萊厄斯國王（King Laius），底比斯城因此深受瘟疫困擾，為了終結瘟疫，伊底帕斯必須接受懲罰。這種機制在那些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自我反省或羞恥感的自戀型人格中尤為明顯。

當我們無法攻擊原本合理的目標時，犧牲者（victim）就成了「代罪羔羊」，所有的憤怒或內疚都會發洩到他身上。這個群體可以把自己的陰影特質或內在敵意投射到外在的敵人身上，也可以選擇一名群體中的成員作為代罪羔羊。

吉普賽人成了整個歐洲的眾矢之的。尋找代罪羔羊的機制不僅會給那些成為代罪羔羊的人造成痛苦，也會對那些投射出陰影的人造成傷害，因為尋找代罪羔羊會阻礙意識與陰影完成必要的整合。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替代性儀式，有時用動物，有時用物體或人。這一原型的機制似乎有賴於這種想法：一個人可以將自己的某些屬性，或是他的疾病或不潔，轉移到另一個生物身上，並由後者為自己的問題承擔責任。

尋找代罪羔羊需要我們先把好的從壞的當中分裂出來，然後把壞的（比如疾病或敵意）投射和移置到他人身上。這個孩子在心理上被放逐流放到情感的荒野，還被指責為家庭不幸的罪魁禍首。

代罪羔羊是一個古老的原型主題（archetypal theme, Perera, 1986）。人類歷史上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

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對陰影有新的覺察）。這些人憑藉某種特殊的方式來引人注目，使自己為代罪羔羊，也許是透過外表，或者是像早期基督徒那樣，透過拒絕崇拜當地的神。

不幸的是，這樣做增加了暴力的可能性。替代的主題在基督教思想中很明顯，耶穌的犧牲是為人類的罪孽贖罪，他是最後一個無辜的代罪羔羊。於是，孩子承載了這些被整個家庭所否認、投射出去的陰影材料。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懲罰這些人比接受多樣化的觀點要容易得多。

一個社群可能會將整個社群的問題歸咎於一個人或另一個群體，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做可以使這個社群保持自以為是的狀態、一種團結的感覺，同時拒絕為自己的問題承擔任何責任，以及不需要任何反思來維護自己的自尊和道德優越感，從而創造出一個虛構的社會歷史。文：萊儂・科貝特（Lionel Corbett） 代罪羔羊的痛苦 無辜的人也可能感覺痛苦，因為他們成了別人問題的代罪羔羊。

在那些害怕在危機中失去權力的權威型領導者的社會中，這種機制尤為明顯。代罪羔羊通常是弱勢的少數群體和那些在某方面被視為異類的人，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屠殺，比如猶太人大屠殺和中世紀的女巫獵殺。

賴特（Wright,1987, p. 37）討論過古老的治療儀式，他認為人們轉移邪惡不僅僅是為了將其處理掉，他指出：「轉移邪惡是為了使邪惡最終能落在那些不潔的載體上，而不是患者身上。透過責備成為代罪羔羊的孩子，表面的家庭凝聚力得以維持，父母的內疚或相互指責也得以避免。